会馆专指历史上旅居异地的同乡人共同设立的，供同乡、同业聚会或寄居的馆舍。会馆是中国明清时期都市中由同乡或同业组成的封建性团体 。始设于明代前期，迄今所知最早的会馆是建于永乐年间的北京芜湖会馆。嘉靖、万历时期趋于兴盛，清代中期最多。即使到了清代后期，突破地域界限的行业性会馆仍然只是相当个别的。此时出现的一些超地域的行业组织，大多以同业公会的面目出现。明清时期大量工商业会馆的出现，在一定条件下，对于保护工商业者的自身的利益，起了某些作用。但会馆与乡土观念及封建势力的结合，也阻碍了商品交换的扩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。
明清时期的会馆大体可分为3种 ：北京的大多数会馆 ，主要为同乡官僚、缙绅和科举之士居停聚会之处，故又称为试馆 ；北京的少数会馆和苏州、汉口、上海等工商业城市的大多数会馆，是以工商业者、行帮为主体的同乡会馆；四川的大多数会馆，是入清以后由陕西、湖广、江西、福建、广东等省迁来的客民建立的同乡移民会馆。早期的会馆绝大部分设于北京。这一时期的北京会馆，主要以地域关系作为建馆的基础，是一种同乡组织，与工商业者绝少关系。明中叶以后 ，具有工商业性质的会馆大量出现，会馆制度开始从单纯的同乡组织向工商业组织发展。后期的工商业会馆还可能同中国古代的纲运制度有着渊源关系。明代后期，工商性质的会馆虽占很大比重，但这些工商业会馆仍保持着浓厚的地域观念，绝大多数仍然是工商业者的同乡行帮会。
始兴县城成为全县商业中心之后，外籍客商，云集始兴日渐增多。他们或往来，或驻足，或定居从事贸易及其他行业。
由于经济上的沟通、互助及地域观念的凝聚，遂有同乡会之设立和会馆之建造。至今仍保持原址全貌和已知遗址的有：广州会馆、豫章会馆和福建会馆三处。这些会馆对当时始兴商业的发展，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。
广州会馆
位于河边街粘米行，坐北朝南，东界小巷(水云楼后街)，西邻商铺，正面临街，铺面正屋宽约一丈三尺，右为侧屋，面宽一丈。正屋门面凹进两尺，中间大门宽四尺、高七尺，以水泥石米批搪，上面砌一块横石板，刻“广州会馆”四个大字，下刻有“咸丰丁巳”一行小字，虽在文革中被毁，但仍模糊可辨。门前上端瓦檐下面，有一条横梁，两端嵌鳌鱼、狮子等装饰。会馆正屋分前、中、后三栋，深约九丈，呈竹筒状，有二个天井，后栋深处，设广州人公认灵位。右侧屋临街有窗，深两丈，为办事地方，有小门通正屋。左侧屋靠中后栋，顺小巷位置前狭后宽，有小门与正屋相通。会馆总面积近150平方米。整座建筑，选用水磨青砖砌成清水墙，古朴典雅。每栋瓦面两翼筑圆形风火墙相联，以绿色琉璃瓦盖面，前后两端翘起，宛如两条青龙摇首摆尾。各栋屋脊，塑二尺高粉墙，书上花卉鸟虫，上面排列各式佛山(石湾)陶瓷公仔，中央放一个黄色葫芦，各处瓦檐，全用绿色琉璃瓦口装饰。从整座建筑结构、装饰来看，呈现出珠江三角洲一带民居风格，极具浓厚的地方特色。
广州会馆是始兴最早建造的外籍会馆，按门面刻石记载，建于清咸丰七年 (1857年)，距今155年。当时，为什么广州人会在始兴建会馆呢？传说有两个原因：其一，始兴是历史上木材生产和出口的山区县，漫山遍野的森林，郁郁葱葱，尤以建材杉木为甚。当时墨江、浈江，流量充沛，水运发达，木材直运广州、南海、顺德一带十分方便。曾有一说，梁朝太守陈霸先利用始兴丰富的木材等自然资源，扩充经济实力，卒成帝业。到清朝中叶，珠三角商人来始兴采购木材的不断增加，木材出口量也不断扩大。传说县城西北莲子头村有个专事贩木的巨商，名叫钟秀禄，为了在广州经营方便，把广州珠江北岸的“天字码头”买下，专门作木材上岸和停泊的地点。可见那时始兴与广州商业以木材购销为主的盛况。
其二，咸丰六年（1856年），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，英法联军攻陷广州，火烧十八铺，并在西关一带大肆抢掠。战后西关重建，需要大量木材，于是广州商贾，纷纷涌入始兴购木，致使木价陡涨，同时也带入许多如食盐、食糖、海味、绸缎等商品，扩大了物资交流。为了广州同乡生活、福利的方便，入境客商捐资建成广州会馆。以上虽属传说，但却非无据。据《广东通史》记载：“1856年，英军第一次攻入广州，曾派人焚毁西濠至西炮台之间民房九千余间”。始兴广州会馆建于战后次年，正与历史吻合。
广州会馆建成后，长期用作商贾聚会之所。到了民国初年，南北军阀混战于邑，会馆常作军队驻地。在北伐战争及土地革命时期，出于粤赣交通、军事的需要，始兴开设电报业务，租赁广州会馆作电报局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广州一带商民，再次涌入始兴，设铺经商。仅在县城就有二十多个行业，三十一间商店（散落在乡镇的座商和行商以及工商企业不设在内），占县城商店总数的十分之一强。这是广州人在始兴发展的鼎盛时期。加上当时在银行、税务和县府机关任职的“显要”同乡，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经济、政治力量。民国二十八年（1939年）始兴成立“广州同乡会”选出理事会理事若干人，会长一人（由律师郑通甫担任）。辟会馆右侧屋作办事处，派出专人管理接待、扫地及财务收支等事宜。此后同乡会活动范围扩大，进行了几个为同乡服务的项目：一是助理殉葬。由同乡会出资在五里山靠高椅坑附近买了一块山地，凡乡亲去世，可在那里埋葬；后来又在石井再购山地一块，彻底解决了乡亲“死无葬身之地”的后顾之忧。二是拜山祭祖。每年清明，各商号停止营业，集中祭祀祖墓。届时组织一队小学生吹打着洋鼓、洋号，请人挑着烧猪等祭品，浩浩荡荡公祭祖墓。三是捐资办学。1939年利用会馆原址创办“广义小学”一所。之所以称广义小学，是因在南雄的广州人办了一间“广仁小学”，故始称广义小学。招收了高初小六个年级学生150多名，除方便广州子弟入学外，还允许其他儿童入学。每逢开学典礼，由会长主持，邀请政府官员及来宾讲话，情形热烈。四是定期集会。理事会每年开会一次，各商号派员参加，由理事报告一年会务，公布财务收支，同时发动捐款等。
以上活动经费来源，主要有两条：一是靠同乡捐献，南海籍企业主、火柴厂厂长李德甫是最热心的赞助人，其余同乡也很踊跃。二是房产出租。广义小学未办以前，会馆房屋基本上全部出租，以维持必要支出。
1949年9月以后，广州会馆作公产使用，同乡会停止活动。
广州会馆
豫章会馆
豫章会馆即江西会馆，始兴也处粤北，与江西接壤，至大余仅一县之隔，故始兴人之生产、生活工具与江西赣南极为相似。始兴平原产粮，山地产木，人民生活，一日三餐容易对付，因此江西老表南下始兴谋生的逐日增加，久而久之，代代相传，县城及各墟镇均有江西老表经营各种行业，在入境人口中，有相当一部分是手工业者，他们从事弹棉、纺线、裁缝、木工、泥工、打铁、理发、补锅、修理等多项服务，足迹遍及城乡。到清末民初，坐商已不下数十家，散落乡村出卖劳动力的也有一两百人。如此，建造会馆，成立同乡会已是迟早的事了。
相传豫章会馆建于清同治年间，坐落在城西南护城河南面，占地一亩多，是一座坐北朝南呈日字形的纯江西风格的建筑物。南临五贤横街，东侧空地，西靠民居。四周为一色水磨青砖构筑，琉璃瓦口，端庄肃穆。正面内凹三尺，大门以条石镶砌，宽五尺、高七尺，门面镶横石一块，刻“豫章会馆”四字，下面两侧有石礅。进大门是前栋厅堂，左右侧屋。厅前沿有一对红漆木柱支撑，中央搭了一个小型木板戏台，左右置木梯，前方是一个大天井，天井两侧为走廊，可容观众百余人。天井后面上三级台阶为大厅，宽三丈、深两丈，有石柱一对，悬楹联，宽敞明亮。后墙有个神龙，正中供奉“天垢公”塑像，左右为站立的哼哈二将。据说这是江西人最敬重的三位文武大人物。相传天垢公原姓李，在皇宫作太监，一日陪帝后游后花园，忽见两只小鸟在天空交配，皇帝触景生情，欲兴后欢，奈无床席，正在为难，太监揣知其意，即俯卧地下，以身作床垫底。待帝后事毕，李已满身大汗，呼吸急促，脸色青灰，皇帝怜其忠心，当场封李为“天垢公”。哼哈二将为武臣，每出阵，以鼻哼喝，声如巨雷，战无不胜，亦为江西人景仰。因此会馆被视为神圣的地方。
豫章会馆建成后，一则供奉三位神明，二则每逢庙会，江西同乡必集资请戏班登台演出，届时天井及两侧走廊，站满观众，煞是热闹。三则每年清明祭祖，各乡亲到会馆祭祀天垢公和哼哈二将，参加者各出资一圆，大吃一顿。会馆长期有人看守，管理香火，打扫卫生。
民国三十年（1941年），江西同乡捐资办了一所小学，名命豫章小学，专招收江西客商子弟入学，有一至四个年级，30多名学生，两个教师，课室设在后殿，采取复式教学，停办后，改作县警察局，两边走廊改成六间厢房，专驻十余名警察。曾作城关区政府所在地，1953年为县武装部机关，文革时拆毁建县府招待所，至今痕迹无存。
土地革命时期，赣南的泰和、吉安、南康等地客商纷纷迁入始兴。为解决就业、食宿等困难，成立江西同乡会，会址设在板行街北端一间二层楼房，有两个小厅，六七间客房，由一个姓彭的老表管理，凡是没钱住旅店的老表，可到同乡会寄住，不收分文。以后同乡会改称芙蓉酒店，实是青楼场所，但仍挂会馆牌子，现在门面字迹犹存。
豫章会馆自始至终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沧桑岁月，曾发挥过凝聚江西同乡，繁荣始兴经济的作用。同时也为江西人在始兴生根繁衍提供了很好的保障。
福建会馆
福建商人在始兴主要是经营土纸和烟草两大类，在县商户不多，但在河边街糯米行中华信义会（福音堂）侧旁有一间福建会馆，该馆没有单独建筑，只是一普通民房和一块牌子。由于规模小活动少，在人们的记忆中仅留下模糊的痕迹。
(作者：钟旭)
